芬奇先生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需要锻炼。
当年他的好友内森在发现“机器”吐出的那些“无关号码”预测到了普通刑事案件后，试图说服nsa将其应用到预防犯罪领域。
结果遭到了断然拒绝，而原因也很简单。
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搜集许可是建立911之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只是一层遮羞布，但遮羞布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有些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即使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拯救无辜者的生命。
nsa将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号码提供给cia或者fbi，阻止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不需要回答为什么。
号码怎么来的？nsa如何确认这些号码与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
就算真有愣头青特工和探员问出这样的问题，也会被一句“国家机密”或者“你无权知道”给顶回去。
可涉及到普通人的刑事案件就又是另一回事了，通常意义上的“预防犯罪”指的是通过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就业率，增加公共区域监控这些方式来降低犯罪率。
而不是说警探们等在办公室里，在一张写着嫌疑人或者受害者社保号码的纸条出现在自己桌上之后，出门去阻止犯罪。
姑且不说犯罪过程被提前终止，有犯罪意图但未能实施的嫌疑人是否有罪这种能让各派法学门阀打破头的命题。
仅仅是普罗大众在得知自己隐私全方位无死角暴露在司法机关监控之下的恐惧感，就能让这个国家彻底翻天。
内森是纯粹的理工男思维，他的想法直接且单纯。
大众不理解，那就向大众解释清楚“机器”的黑箱原理，没有“人”在窥伺他们的隐私，所有的逻辑判断都是在一个“黑箱”中运行。
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是由人去执行判断，完全不需要恐慌。
至于司法问题，无非就是立法讨论，犯罪未遂也是有大量对应法律条文的，要做的无非就是完善这些法律而已。
在被nsa断然拒绝之后，内森内心由于“机器”不停给出的“无关号码”而备受煎熬。
就如同芬奇口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样，如果“机器”没有被他发明出来，对于“预测犯罪”这种事一无所知也就算了。
报纸和网络新闻中每天都有各种不幸的犯罪案件发生，每天都有无辜的受害者死去，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无非就是感叹一下，然后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
但对于内森来说，他每天都能将这些报道和自己提前一周甚至更久从“机器”获得的“无关号码”联系到一起。
那些血淋淋的现场照片，电视台采访受害人家属时那些悲凄的哭诉，都仿佛一道道鞭子般拷问着他的良心。
内森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芬奇，他知道这么做必将引起轩然大波，也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机器”的运行原理。
但他依旧想将决定权交给大众，由大众决定是否要关闭掉“机器”。
而芬奇作为一个遭受过现实“毒打”，就连开发“机器”都要隐姓埋名，坚决不出头露面的人来说自然极力坚决反对好友的做法，两人甚至为此爆发了激烈争吵。
芬奇认为这会儿给两人的安全带来威胁，因为自“机器”正式运行那天起，就不断有人试图突破他设置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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